大型机占主要出口份额是由于越南市场以大型地面电站为主,地势也比较平坦。
组串式逆变器开关频率较高,在高频率下提升功率,则意味着增大电流。报告期内,这家逆变器巨头实现营业收入44.62亿元,净利润3.33亿元。
虽然困境重重,曹仁贤仍然于当年成功将自主研发的光伏控制逆变器首次应用在南疆铁路上。顾亦磊大笑着回忆道,但曹董事长非常包容。但正当他准备全力以赴备战第一桶金时,家乡传来母亲突然意外去世的噩耗。因此,增大功率、从系统角度进行整体优化成为阳光电源的主攻方向。在光伏电力数字化过程中,逆变器是关键的接入点、信息传输管道,甚至是大脑。
SG225HX成为这场争霸赛中曹仁贤推出的最新利器。随着市场急剧萎缩,逆变器行业生存之战日渐激烈。于是,当最初的狂热归于理性之后,中国光伏从业者开始拓展国内市场,企业不再单纯模仿别人,甚至买下技术只做加工,而是通过国际化的过程来学习、积累,磕磕绊绊地开拓融资、研发和应用市场。
不久后,纳斯达克大崩盘,模式照搬国外、资本依靠美国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顿时进入冬天。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赶上全球光伏产业化的头班车,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在海外看到了光伏魅力且技术出身的年轻人将其带回国的结果因为在2000年左右,国内还很少见到市场化的光伏项目,甚至连组件、电池板等概念也不为人所知。当时,位列福布斯中国财富榜第六位的彭小峰拿出半数身家,赶赴苏州,迅速把百世德太阳能归入赛维LDK的门下。之所以敢于这样决定,与其掌握的独家技术不无关联,这种碲化镉专利技术不仅能让太阳能发电量更大,并拥有更低廉的生产成本。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毕竟,这是中国光伏企业第一次提出海外上市。
一直跟踪光伏行业的社科院研究员万军回忆当时的环境,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不知道能做什么。于是,一个个千亿元、万千瓦的大目标不断出现。资本运作高手、投资多个光伏电站的中民投董事长董文标也认为,应当尽快缩短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申报、审批和发放周期。巨大的人气,让IT行业的收入在此后2年中迅速过亿。
最为人称道的例子是,曾在普华永道供职10年的李宗炜,以CFO的身份,推动英利成功进入世界杯赞助商团队名单。希望有一天,当某种特殊材料出现,让光电转化率获得革命性突破的时候,光伏行业的普罗大众,不再只拥有厚重的厂房和电站,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已经是独门的技术、投资的眼光和冲刺的实力。可见,自动化、智能化的战略逐渐成为主流势不可挡,光伏企业要想获得新一轮增长的可能,或需要开始剥离辎重、轻装上阵,把给别人代工变成让别人代工,由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变成轻资产的科技公司。成为科技企业的下一步,企业可以化身投资人,比如参照复星的投资平台模式,即不直接投资实际的生产线、工厂项目,而是在投资地积极寻找拥有完整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由其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把外来人投资异地项目变成本地人投资本地项目,成为更高层面的投资者。
或许用不了很久,这一天就会出现,但相信那时候,人们反而会格外怀念刚过去的这十年,因为只要答案在风中,争论在继续,创新动力就会无穷无尽,行业模式就能推陈出新,从业者也越发沉着理性。美国的FirstSolar,在2012年大停电事故发生后,仍是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企业,但它立刻决定转型并进军印度。
2016年的630抢装潮就是一例,因为光伏上网电价下降、补贴减少,担心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快速上马,仅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就达到了714万千瓦相比之下,中国掌握类似产业化专利的企业仍然较少,能够率先研发出颠覆性技术的企业就更为凤毛鳞角。
一直跟踪光伏行业的社科院研究员万军回忆当时的环境,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不知道能做什么。特别是市场主流始终没有尘埃落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人能否保持敏锐的嗅觉,将决定企业何处出手、如何切入、收获几何。金融危机爆发前,已有10家中国光伏企业在海外成功上市,光伏企业的总市值一度达到250亿美元。确切地说,这种变化开始于2006年,并在2008年进入高潮。在光伏企业赴美上市潮一年后,人们发现,相对于专业化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海外投资者青睐。毕竟,这是中国光伏企业第一次提出海外上市。
当时,他忍痛对六九硅业减持近23亿,还被外界视作断臂求生的典范,随后,部分企业也开始减少对上游项目的关注和投入。看好政策红利的人指出,只要能够切实推进类似光伏扶贫的项目,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和贫困户增收,就将是一种双赢。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无法做到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会让一体化的企业相形见绌,一旦遇到价格走低和行业不景气,企业利润反而会被连累。
但国际化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志,取决于它能否本土化。或许用不了很久,这一天就会出现,但相信那时候,人们反而会格外怀念刚过去的这十年,因为只要答案在风中,争论在继续,创新动力就会无穷无尽,行业模式就能推陈出新,从业者也越发沉着理性。
但在中国,垂直一体化的概念在光伏行业早已不陌生。制造业的另一个弊端,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强势来袭而被充分暴露出来。发展之争:政策红利vs价值投资光伏产业研究员红炜曾发文《光伏草根的希望在哪里》,里面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获得融资不是本事,获得持续、规模化的低成本融资才是本事。不久后,纳斯达克大崩盘,模式照搬国外、资本依靠美国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顿时进入冬天。
最初,专业化更占上风洛阳中硅和新光硅业主攻硅原料,浙江昱辉、赛维LDK生产硅棒和硅片,无锡尚德和中电光伏则在电池片重点发力。2014年,一些研发核心技术的企业,又开始了海外的新动作。
另一个原因来自投资者。产业链初建时,选择一体化还是专业化就成为一个问题。
其实,不仅这两个环节,融资和团队也带着较深的海外色彩。而根据富士康的计划,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将取代人工。
成为科技企业的下一步,企业可以化身投资人,比如参照复星的投资平台模式,即不直接投资实际的生产线、工厂项目,而是在投资地积极寻找拥有完整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由其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把外来人投资异地项目变成本地人投资本地项目,成为更高层面的投资者。企业的目标诉求,已经不仅是获得最快的回报,而开始在模仿中找到自己。比如林永华,他建立的林洋新能源,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Q-cells的代工商,即便在不少企业需要四处出击的2010年8月,林洋新能源季度营收仍能轻松增长105%,但此时,林永华却出人意料地出售股份,让林洋新能源变身韩国企业。于是,当最初的狂热归于理性之后,中国光伏从业者开始拓展国内市场,企业不再单纯模仿别人,甚至买下技术只做加工,而是通过国际化的过程来学习、积累,磕磕绊绊地开拓融资、研发和应用市场。
未来之争:制造公司vs科技公司10月19日的北京新国展,2016年中国光伏大会举行了一场名为回首峥嵘、相忘江湖的论坛,李俊峰、施正荣、瞿晓铧、高纪凡、曹仁贤等几位大咖,坐在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背板下,面对着当天全场最多的一波观众,在题板上写起自己的创业初心。在英利、尚德等公司的团队中,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职业经理人身影。
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与政策红利联系较深从开始依赖欧美的政策市场,到后来依赖国内金太阳光伏扶贫等国家项目,盈利手段始终没有脱离政府立项。美国的FirstSolar,在2012年大停电事故发生后,仍是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企业,但它立刻决定转型并进军印度。
当时,伊拉克战争仍在继续,全球石油市场进入高价时代。同样,这种基因也意味着政策红利在短期内不可或缺,但随着市场化手段的进入,它应像冰山一角,逐渐融化,最终让位于市场机制。